很多人看了苏轼父子在自己的文章上署名赵郡苏氏后，感觉苏家父子对栾城真的有那么深的情谊吗，毕竟都是隔了十代的祖籍了，如果在上溯的话，应该不是栾城，而是陕西西安，或者冀州之类的吧，毕竟苏味道的祖上是这里。所以，个人感觉，苏轼父子多少有些想借苏味道的名声。
当然了，如果按照眉山苏姓的传承来说，从苏味道这里算起也不为过。但苏轼父子真的对栾城有那么深刻的怀念吗？目前留存后世的史料，尚未找到苏轼专程到栾城访祖寻根的记载。虽然苏轼有两次到过栾城的可能，但奇怪的是，并没有直接记录栾城的作品，反而有过记录临近的临城、柏乡之类的地方。
苏轼至少有两次到过栾城，或者说路过栾城。一是被调离中央权力中心，去定州上任的路上，二是被贬往南方任职的途中。苏轼在宋哲宗元祐八年（年）赴定州任时，有经过栾城故土，第二次是在宋哲宗绍圣元年（年）罢定州任南贬时途经栾城。
栾城是古代南北驿道的必经之地。根据相关地方志记载，从夏代至宋代，河北境内早就形成一条南通河南省、北达北京的南北大道。这条大道一直都是从栾城境内通过的。
北宋建都汴京（今开封市）后，这一路径的大致走向是这样的：从汴京（开封市）至幽州（今北京市）官马大道所经州县依次为：封丘、滑州（河南滑县）、浚县、汤阴县、相州（安阳市）、河北省的临漳县、磁县、成安县、邯郸市、永年县、沙河市、邢州（今邢台市）、内丘县、临城县、柏乡县（宋代为临城的镇）、赵州（今赵县）、栾城县、真定府（今正定县）、新乐市、定州市、莫州（今任丘市）、雄州（今雄县）、白沟、涿州、幽州（今北京市）。
而据史书记载，唐末诗人杜荀鹤从洛阳赴真定（今正定），曾在栾城驿住宿，作有《宿栾城驿且寄常山张书记》。五代后晋时，辽太宗耶律德光从开封北归途中，于临城得病，崩于栾城杀狐林（今栾城乏马村）。
但两次经历，均不见苏轼去往栾城祖籍的记录，也没见苏轼的作品。
苏轼赴定州北行路线是循汴京至幽州的官马大道。去时路过相州（今安阳市），拜访了运使谢卿材（仲适），送王古（敏仲）使辽，有诗。
根据孔凡礼《苏轼年谱》的记载，闰四月初四（公历5月20日），回南方时，苏轼路过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，真定人褚承亮“以文谒之，（苏轼）大为赞赏”。闰四月初六（公历5月22日）经赵州过柏乡、临城，在临城作有诗《临城道中作》。中间四月初五这段时间应该路过栾城，甚至能在这里停留，因为栾城就在正定与赵州柏乡之间，但没有记录，是不是很奇怪？
有人分析，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：一是朝廷内部党争加剧，苏轼在新旧两党争斗的漩涡中两边受排挤，他去往定州任官，就是当权者让他远离朝堂中央；二是去往定州之前，妻子王润之重病后去世。这两种情况加起来，使苏轼没有心情去浏览故土栾城。
为了证明该种说法，还拿出苏轼写给苏辙的诗《东府雨中作示子由》，去年秋雨时，我在广陵归。今年中山去，白首归无期。认为苏轼官场失意，贤妻亡故，心情极度悲愤、沉重和孤独的。
其实，如果仔细推敲，这种说法就不太准确。我们都知道，苏轼是豪放豁达的人，一时的失意影响不了他的所为，试想一下，一个经常怀念祖籍家乡的大文豪，路过朝思暮想的家乡，难道不去凭吊一番，不写几篇文章诗词？
苏轼在定州期间，还游览过周围的名川山河，据史料记载，他曾到到鹿泉的封龙山一游，深深为山顶白草寺大槐树的超凡气度所折服，挥毫写下“槐龙交翠”四个大字。
并且，从他到定州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他的心情并没受到太大的影响，不仅整顿吏治，完善武备，启发民众，普及水稻种植，还研究了酿酒，发现和搜集了雪浪石。据了解，苏东坡在定州的半年时间，著述颇丰。创作诗29首、词1首、赋2篇、铭1首、颂1首、祝文8篇、祭文3篇、表6篇、启6篇、奏议6篇，凡63首（篇）。其中，《松醪赋》和《鹤叹》、《雪浪石》等诗成为不朽的名篇。